100多年前，香港被英国占领时，据说当时原住民只有2000多人，大多都是渔民。若非要论“正宗香港人”，恐怕只有这2000多岛民才是。那时候，香港基本上是一个荒岛，除了广东人以外，香港人最多的祖籍地就是福建，多到每8个香港人就有一个是福建人。
最先嗅到商机并跨海而来的，除了珠三角的广府人，就是闽南的福佬人。福建山多田少，生存不易，闽南人自古就有一种“过番”闯荡的狠劲。1851年年底，上环皇后大道发生了一场冲天大火。
大火燃尽后，港英政府在废墟上填海造地，辟出了文咸街和永乐街。敏锐的闽商立刻在这里扎下了根，他们建立起一间间下铺上居的骑楼商号，这，便是名震海内外的“南北行”。
走进当年的文咸西街，空气中终日弥漫着当归、黄芪的药香和咸湿的海味气。穿着长衫的福建掌柜坐在账台后，手里飞快地拨弄着算盘，嘴里用闽南话呼喊着伙计。
他们把北方的茶叶、药材、丝绸运往南洋，又将南洋的白米、香料、海产运回北方。在那个洋行买办备受瞩目的年代，南北行的福建大老板们却凭着一条条海上航线，硬生生扼住了转口贸易的咽喉。
而真正让福建人在香港“落地生根”，并彻底改写一座城市文化版图的，则是一位被称为“糖王”的传奇人物。他叫郭春秧。
1921年，这位在爪哇发迹的福建同安巨富，干了一件震动全港的大事。他砸下重金，投下了北角发电设备厂旁一幅达7万5千平方英尺的荒凉海滩，计划进行大规模填海，建造一座亚洲最大、技术最先进的制糖厂，以此称霸远东制糖业。
然而，填海工程刚刚过半，1925年省港大罢工猝然爆发。海港停运，码头瘫痪，工程被迫无限期搁浅]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国际糖价随即应声暴跌。几乎在一夜之间，郭春秧眼前的糖业帝国大厦将倾，资金链随时断裂。
换作普通人，或许早已倾家荡产、万劫不复。但骨子里流着“爱拼才会赢”血液的郭春秧，在最绝望的境地中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：他放弃制糖，将填平的地皮转为地產，兴建了40栋彼此相连的西式唐楼。
这排被称为“四十间”的住宅，迅速成了无数前往东南亚的中转福建移民的温暖避风港。福建人重视血脉亲情，极度团结。他们一传十、十传百，纷纷在这里落脚、聚居，在陌生的异乡相互照应。这排唐楼，也成了如今北角“春秧街”的雏形。
如今，100年过去了，北角的春秧街早已演变成香港最具风情的一段人文记忆。
当你漫步在这条仅有200多米长的狭窄街市里，迎面而来的是极具冲击力的烟火气。马路两侧挤满了五彩斑斓的帆布排档，叫卖声此起彼伏。
在这里，你听到的不只是粤语，更多的是熟稔亲切的闽南乡音：“咱厝人，来呷面！”空气中飘散着福州鱼丸的浓香、闽南卤面的油润、还有热气腾腾的蚵仔煎香味。
最让人惊叹的，莫过于那辆缓缓驶来的老旧“叮叮车”。当电车的铃声“叮叮、叮叮”地在人潮中敲响，原本水泄不通的菜市场瞬间像摩西分海一般，摊贩们熟练地将货架往后一拉，买菜的人群贴紧两侧的唐楼墙壁。
电车擦着人们的衣角，晃晃悠悠地在摊位间穿行而过。这种火车穿行于繁华市集的奇观，全世界独此一份。
从1841年那片只有2000多名原住民的荒凉渔村，到如今拥有120多万闽籍乡亲的“大本营”——每7到10个香港人中就有一个福建人——香港的血脉在一次次的移民潮中不断地碰撞、交融与蜕变。
无论是开山填海的拓荒者，还是在码头挥汗如雨的苦力，抑或是春秧街上白手起家的商贩，他们带着各自原乡的信仰、语言和倔强，在这片弹丸之地上共同拼搏。
或许，真正的“正宗香港人”，从来都不是用血统或祖籍来定义的。它是所有在这片风雨飘摇的土地上，咬着牙、留着汗，同舟共济、努力打拼出的“狮子山精神”。
信息来源：搜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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